在这个世上，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即便不是出自本意，或者纯粹是出于不可掌控的原因，也不能做，做了，就要付出不可预料的代价。

李建成做为陇西李氏的嫡嗣，鸿胪寺典客署的掌客，于公于私都没有理由答应苏合香的不合理要求，当然，假如李建成居心叵测，那另当别论，而这件事在伽蓝和西北人看来，理所当然是李建成别有居心，是拿苏合香的生命来胁迫伽蓝，逼迫西北人为他所用。

西北人怒不可遏，但问题是，李建成会在意西北人的感受吗？他会畏惧西北人的愤怒吗？西北人在他的眼里有多少份量？西北人在他的眼里不过就是一把锋利的刀，一群愚昧的野蛮人，一股无足轻重的可以任意牺牲的力量，他根本就不会给予西北人最起码的尊重。

贵族和平民这两个阶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即便某些时候和某些人会产生某种交集，比如天上的人掉到了地下，而地下的人一跃飞天，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天始终驾驭着地，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在今天，在这个门阀士族掌控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今天，天上的贵族和地上的平民，都是严格按着等级划分，按着等级享有权力和财富。这个等级制度桎梏了中土人的思想，禁锢了中土人对公正的追求，扭曲了中土人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有一群人站在了中土权力的巅峰，猛烈捶打着中土人桎梏的思想，打开了中土人追求公正的枷锁，矢志要重塑中土人的灵魂，带领中土人重建一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积重难返，近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和为了维持这种政治而实行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给中土人所造成的极度伤害。已深深地融入到中土人的血脉之中，无论是天上的顶级贵族，还在地下最卑微的奴隶，都无法在短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思想和重塑自己的灵魂，于是激烈的“碰撞”开始了。

贵胄子弟中，像李世民和薛德音这样因为身份、地位和处境都处在某种不利位置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不得不主动去适应潮流。主动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以及行事风格，一切都以实际需要而出发，谨慎、谦逊而务实，这在当今贵族阶层中属于少数，而更多的贵胄就如独孤震和杨玄感一样。思维理念顽固而保守，他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俯视众生，视众生为草芥蚁蝼，而视自己为造物主，这种狂妄自大造就了一代代自以为是和为所欲为的大权贵，而这些大权贵的存在正是把中土推入近四百余年黑暗的分裂时代的原因之一。

李建成高高在上。从不承认伽蓝和西北人是因为共同利益诉求而临时结盟的盟友，在他的眼里，是因为他们这些大世家大权贵的“施舍”和“恩赐”，才给了伽蓝和西北人一次效忠他们的机会。一次脱离西土蛮荒，进入中土，继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他认为自己对伽蓝和西北人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虽不能杀生予夺，但只要一招手，伽蓝和西北人就必须无条件的俯首听命。

伽蓝愤怒了。

柴绍经过这段时间与伽蓝的接触，对他的性情有所了解。伽蓝的骄恣是在恶劣的环境和惨烈的战斗中锤炼而成。年复一年挣扎在生死线上，漠视生命。试想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东西值得他去珍惜？既然无欲无求，那么他的狂暴和骄恣就是一种本性的流露。正如他在酒后所唱，“醉卧美人膝，醒握杀人剑。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他只求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坦坦荡荡，顶天立地，俯仰无愧。而李建成的傲慢和骄横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容“亵渎”和“凌辱”的，可以想见，这两者之间性格上的冲突必将在双方之间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甚至有可能爆发直接冲突。但柴绍没有办法，他毫无斡旋和缓冲之策。

诸如李建成这等世家子弟，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力给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所以很多方面他与杨玄感、李密等人都非常近似，那就是极度的自信，这种自信非常狂妄，非常傲慢，在无限制的放大中必然走向失控。

今上的性格中就有这种失控的自信，废太子杨勇也是这样的人，今天在中土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杨玄感和李密也是如此人物。苍天似乎犹不知足，又从东都召唤来一个同样的贵胄，而这个人尚未抵达黎阳，尚在扬帆于白沟渠道，其骄狂便已经跨越数百里，如一股暴戾之风，刮进了西北人的营帐。

“李二郎违背了承诺。”伽蓝手指柴绍，厉声叫道，“当初在龙勒府，某与寒笳羽衣，与李二郎，曾击掌为誓……”

柴绍非常紧张，更有几分恐惧，他一把抓住伽蓝的手臂，急切打断了伽蓝愤怒的叱责，“将军若天真如斯，恐怕早已魂归大漠。”

一句话击中伽蓝的要害。然诺守信，对伽蓝这等秘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讽刺，一种奢侈，一种理想，在他刀头舔血的日子里，谎言、背信与他的刀一样，都是他完成使命并活着归来的锋利武器。

“在李家，除了唐公外，便是李大郎。”

柴绍善意提醒伽蓝，不要怨怪李世民，在李家，李世民的身份地位与他这位东床快婿并无太大区别，甚至还有所不如。他这位东床快婿不论如何建功立业，始终是外姓人，不会危及到嫡嗣的地位，而李氏嫡子们如果纷纷建功立业，必然会对嫡长子和家族内部的稳定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所以，像远赴西土这种险恶任务可以由李世民去干，而中原博弈这种事关家族兴衰的重任就轮不到他了。

伽蓝依旧愤怒，“李二郎在哪？是否与阿苏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