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还应当注意到，如同汉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样，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现出多元性。苗族古称“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农氏和（农部落）与“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关系而外，黄帝之裔缙云氏、颛顼之裔驩头也都分别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在榕江一偏僻苗塞中发掘出的“苗族古歌”，解答了榕江西山上“苗王庙”的千古之谜，同时解释并确认了“苗王庙”所供的祖像是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14]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部落中一部份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等。
从关于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编辑本段]黄帝战
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首领叫炎帝。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在长江流域有一个九黎族，他们的首领名叫，十分强悍。
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个个兽身人面，铜头铁臂猛无比。他们擅长制造刀、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强大的部落，侵略骚扰别的部落。有一次，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的对手，被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办法，逃到黄帝所在的地方涿鹿请求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这个部落的祸害，于是联合各部落首领，在涿鹿的田野上和展开一场大决战，这就是著名的“涿鹿大战”。
战争之初，凭借着良好的武器和勇猛的士兵，连连取胜。后来，黄帝请来龙和其它奇怪的猛兽助战。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天上下起暴雨，黄帝的兵士无法继续追赶。原来请来了“风神”和“雨神”来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来天上的“旱神”帮忙，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
又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利用天上北斗星永远指向北方的现象，造了一辆“指南车”，指引兵士冲出迷雾。
经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黄帝先后杀死了的八十一个兄弟，并最终活捉了。黄帝命令给带上枷锁，然后处死他。因为害怕死后作怪，将他的头和身子分别葬在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戴过的枷锁被扔在荒山上，化成了一片枫林，每一片血红的枫叶，都是的斑斑血迹。
死后，他勇猛的形象仍然让人畏惧，黄帝把他的形象画在军旗上，用来鼓励自己的军队勇敢作战，也用来恐吓敢于和他作对的部落。后来，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支持，渐渐成为所有部落的首领。
[编辑本段]的存生处关于：在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泉会，水出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新安县有屋场等。
[编辑本段]苗族祖先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一、是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始祖之一塑像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然而，在黄帝时，中华民族就有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即黄帝、炎帝、。但是，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后来炎帝也逐渐被确认。所以，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之一的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是中国苗族的先祖。因为如今的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为乎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上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6]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
可见，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后者是前者的苗裔。《周书·吕刑》的“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南蛮”则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而“荆蛮”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许多只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这就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线索，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就是说苗的先民是九黎，而是九黎的首领，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视为自己的先祖。
其次，也是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是九黎之君，所以，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再次，也是我国羌族的先祖。《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现在的青海，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至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现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现在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也是汉族的先祖。范文澜同志写道：“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10]“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以养黎民，实际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陆次云《峒溪纤志》说：或者人捕获冯人妆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也不得逃走。这就是说，把俘获对方民族的人当奴隶，以后便逐渐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13]显而易见，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着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于华族，成为汉族的初步基础，以后又不断有一部分苗族融合于汉族之中，那么，九黎也应当是汉族的先民，九黎之君亦应当是汉族的先祖，而不应把他排斥在黄帝、炎帝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汉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时期，黄帝、炎帝、是同时代的三个伟大人物，是原始社会阶段部落联盟解体前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盟的三个首领（即大酋长）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
三、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之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情况。
首先，在死后，黄帝及其后代帝王都把奉为“兵主”，视为“战神”来崇敬和缅怀。《路史·后纪四·传》说“后世圣人著其‘像于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云：“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著之像，为贪虐者之戎”。《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由此可见，在九黎部落联盟战略被擒杀而死以后，黄帝及其族人们就将的形象用来威吓天下八方，从而将变成了自己的保护神，并对加以崇敬和缅怀。
其次，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视为自己的先祖，长期地怀念和祭祀。湘西、黔东北的苗族祭祀时，须杀猪供奉“剖尤”，并传说“剖尤”是远古时代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剖”，按湘西苗语意为公公，“尤”是名字，“剖尤”就是“尤公”之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的苗族人民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除“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打扮得十分威武；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的化身，这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记载的“所弃其桎梏进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词的含义也是把蚩作为苗族的始祖来看待和怀念。川南、黔西北一带还有“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
再次，汉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长期怀念着。民间传说，一直在说是一位长期受人怀念的历史人物。《苏氏演义》说：“冀州人把称为神，民间人常作戏；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神；汉武帝时，太原人还为立祠；。现在，河北省涿鹿县仍有墓、碑、祠、庙等，深绶当地人民的怀念和祭祀。
此外，瑶族、黎族、畲族、羌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不同程度地长期怀念着，把他用为伟大的历史人物传颂着、纪念着。
可见，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
四、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的历史地位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的确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与黄帝同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几千年来，的伟大形象和地位却被严重地歪曲了，贬损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认的历史地位，以增强中国历史的科学性，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但是，多年来有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严重地阻碍了对问题的拨乱反正。为了摒除错误的思想观点，以便能较顺利地给正名，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这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加以辨析。
有一种观点是，以胜败论英雄，或曰“胜败英雄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因袭着“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老观点。他们认为在涿鹿之战中是败者，所以，应该纳入“判逆者”之列，而不应该作为我们的始祖。很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能唯胜败论英雄的。如果我们的史书只写胜乾，而把败者从史书中抹去，那么，这种史书将是残缺的，不科学的。历史应是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的水平。黄帝、炎帝、是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腽的三个大酋长，这是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如果说对败者就一概从史书中抹去，不予承认，那么，对炎帝将如何对待呢？因为“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率以熊、罴、貌、貅、虎为图腾的各族打败炎帝。”可见，炎帝在古代部落战争中也是败者。难道我们能因为炎帝是失败者而不承认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显然不能。所以，同样也不能因为是败者而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始祖。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如果按照以胜地败论英雄的观点来写历史，来取舍人物，那么，从秦朝的陈胜、吴广，汉朝的张角，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便能不能称为历史人物，都不能写进历史。这岂不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吗？！现在，我们的《中国通史》，既然已经把上述人物作为历史人物写进了历史，那么，为什么不承认是历史人物并写进历史呢？
又一种观点是，强调以正史为依据，或曰“唯正史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正统史书上没有写，没有肯定。其实，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过去的所谓正统史，实际上就是官方史，不仅真伪混淆。而且常常以伪造的压倒真实的，很需要重新写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学问，待整理者甚多，既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所以，现在我们编写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就不能强调只以所谓的正史为依据，而应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和历史传说。华岗同志在《中国通史的翻案》一书中说：“在进行中国历史的翻案工作时，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场与思想方法以外，还应特别注意运用野史史料。因为正象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就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窨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见，不论野史或杂记，其真实性，都远非正史所能及。因此，我们不应轻视野史、杂记和历史传说、文集诗词等史料史实，不庆持唯正史论的态度。同进，在中国史学问题上，在不唯正史论，不唯正上，不唯书，要唯实，并对中国历史进行某些部分的翻案工作方面，郭沫若同志已经为我们带头了，他所著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屈原研究》、《十批判书》等就是证明。所以，那种只强调以正史为依据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示的，因而庆当予以纠正。至于问题，其实正史、野史、杂记、诗歌、历史传说等都有记载和论述。《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和《史记正义》，都谈论到。
再一种观点是，漠视问题，或曰“漠视论”。持此种观占为的人认为，提出问题，为平反正名是小题大做，因而对问题抱着冷漠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咱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很不可取的。应当提出，问题决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决不可以淡漠视之。为了说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不得在这里谈谈近期发生的一些有关的情况。其一，据悉，1995年3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上，陆镇藩、龙明伍等代表，提出关于“请中史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一词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案。1995年6月，中共中内宣传部办公厅函复说：“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民族传统。我部历来按照宪法的规定，要求宣传系统单位正确地使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繁荣的规范用语。受中内委托，由我部召开的乎都主要新闻单位通气会上，部领导曾多次向新闻单位提出，不要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海内外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等类似的不规范用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我国少数民族不赞成使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提法呢？这难道不是与没有承认的始祖地位有关吗？其三，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首届炎黄蚩三始祖文化研讨会，1995年9月25日，在河北省涿鹿县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48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共收到论文28篇。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涿鹿县政府等共同主办。“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涿鹿县是众多史籍记载炎帝、黄帝、相征战的汲涿鹿、阪泉所在地，应同炎黄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应加强三祖研究和涿鹿考古，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团结。”其三，据《扬子晚报》1995年7月25日报道，《南博发掘阜宁陆庄遗址，首次解开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谜》，报道说：“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200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区消失，成为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南京博物馆在阜宁县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在江淮地区发展良渚语文化遗存，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后由南向北迁徙，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报道还说，这一发现还“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领曾与轩辕黄帝发生一场大战——‘涿鹿’之战。……这一发掘，印片了部族的北上，使考古学界对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类型有了新的认识。”以上情况说明，提出问题，为平反正名，是有根据的、有道理的、有意义的，决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所以，我们问题不应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冷漠态度。据悉，正因为如此，老红军、部队作家陈靖将军，曾于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别致信上级同志，建议为平反正名。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大的进展。
为了较快地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公允对的历史人物形象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建议：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牵头，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力争在本世纪内作出结论，以便为平反正名，恢复的始祖地位。我们深信，这件事做好了，那将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总之，是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始祖之一，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伟大历史人物。我们应当确认的历史地位，以增进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编辑本段]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前提，现实是未来发展的起点。中国近现代文明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而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在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黄帝、炎帝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古代文明作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第一、为物质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统率的九黎部落联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是一个面对海河而生长起来的部落，是当时三大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物质文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他们借助当地的地理、气候、水源等优越条件，发明了谷物种植，已经开始由采集、渔牧、游牧向农业发展，这是历史和文明的一大进步，是对古代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而谷物种植就需要育苗、移苗、壮苗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后来人们就用“苗”字来给的子孙命名为“苗族”。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创制较精美的陶器，手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也是对中国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发明了金属冶炼和金属兵器的制造。《世木·作篇》说“以金作兵器”。翦伯赞写道：“据说‘以金作兵器’，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15]我认为，不令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而且也是金属兵器制造的最早发明者。《管子·地数》说：能以金为兵，制作“剑铠矛戟”。《史记·五帝本记》正义引《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兄弟八十一人”，“铜头铁额”，“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史书还说，能制造的最早发明者，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冶炼业的出现具有划进代意义，从此，人类开始进入了使用金属工具的时代，它标志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河北巨鹿墓次新的飞跃。
第三、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在古代中国，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以肃纲纪。《周书·吕刑》说：“对苗民制以刑”，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路史·后纪四·传》在记述被擒杀后说：“后代圣人著其尊彝，以为贪戎。”罗萍注曰：“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之像。为贪虐者之戎”。《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说：“灵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状。”这也说明严格实行法制而树立了威严的形象和产生了浓远影响。同时，郑玄注曰：“苗民，谓九黎裔也。”“上效重刑以变九黎言苗民者。”这也同样说明，是刑法的首创者和施行者。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集团效法。可见，乃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缔造者。
以上事实说明，的确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