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底，袁世凯发了撤销帝制的申令，主要内容是既然全国都不喜欢他当皇上，那么从即日起，他还是回去当大总统好了。但是开弓哪有回头箭，袁世凯不下台，各省不依不饶。
北洋军方内部同样异常动乱。到这个时候，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袁世凯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来推动议和了。三个人里黎元洪和段祺瑞都曾经明确反对他称帝，名声比袁世凯要好，袁世凯又用这三个人的名义，拟定了议和的六项条件，希望比照清末南北议和的方式，解决这次政治军事的危机。
但今非昔比，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善后又提出了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外国经援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美国方面答应五百万美元的借款，但是最后只借了一百万元。日本方面因为《二十一条》没有通过，嫉恨袁世凯，不仅一文不给，还贷款给袁世凯的死对头孙中山。后来吉林省的铁路计划袁世凯同样没有给日本人丝毫的好处，这就然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比原本历史上还要差。
而袁大总统传统的老朋友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是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帮助这个‘老朋友’。在政治军事上，老部下对袁世凯，与袁世凯当年对清王室是如出一辙，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就职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袁世凯交出军权，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冯国璋更是凭借着与南方倒袁派议和为名，对外通倒袁的军队，谈条件划地盘，对内联络袁世凯的其他下属，形成了实力派，逼袁就范。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冯段两人出奇的一致，袁世凯的末路看来已经是注定了。
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感到众叛亲离，叛变的还有他自己的身体，他的尿毒症是越来越严重了。迫不得已，袁世凯让人拟定了一个《帝制始末案》，诉说帝制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他觉得中间他有苦衷和委屈。这表示袁世凯已经决定退位了，优待办法共有六条，第一是往事不追，第二公权不褫夺，第三，私产不没收，第四，居住自由。第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重，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税费10万元。比起清王室，他的花销不算太大。段祺瑞和冯国璋有意答应，但是各省的倒袁派却不会轻易的放过袁世凯。毕竟袁世凯当年可是窃取了他们无数同袍撒热血换来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现在好不容易全国形势一致要倒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当然不会放过这好不容易经营来的机会。
得不到各方面的承认，袁世凯宁肯死在皇帝的宝座上，也不肯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地位。同时袁世凯也感到有些悲凉，为了他身下的宝座，段祺瑞，冯国璋连基本的袍泽之情都没有了。袁世凯不甘心，作为绝世枭雄，放弃皇位，隐归乡里这些他都能忍受，当年在大清他还不是有多次的宦海沉浮。说到底袁大总统也只有六十多岁，他不认为自己活不久，只要能活着，以他袁大总统的手腕，早晚有再起的一天。
现在全国的形式对袁世凯极为的不利，在坐在皇位上结果就是为这个皇位殉葬。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但是他也不愿意去国外，毕竟离开了这个国家，再想回来就难了。
长春市，少帅府。
自从发布了整编命令，东北治安总队各部立马行动起来。军区虽然是冯庸部自创的编制，但是从西部军区可以看出，军区是比旅更大的编制，有了大编制，当然要有人才行。各个旅团的征兵工作都展开，因为预测到近期可能不会有大的作战任务，所以，各个军区都在自己辖地建立新兵训练基地。毕竟现在治安总队的规模大了。需要新兵编制也多了。单单依靠冯庸县和长岭县的新兵基地是不可能满足的。
面对各军区即将迎来的扩编高潮，长春市总部的教导队再次扩大规模，新一批士兵学员超过五千人。这已经差不多有两个团的规模了。现在的教导队再也没人敢小看了，毕竟两任副队长派出去都是各旅的旅政委，可谓位高权重。所以各部自觉的将教导队当做旅级编制。而且先后培养了数千人的教导队也总结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导队士兵训练培养条例，在教导队中，冯少帅就是他们领袖，他们的神。虽然人员抽调不断，但是教导队内部对冯少帅的狂热崇拜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冯庸也始终兼任着教导队队长的职务。对整个治安总队来说，教导队就像一个学校，专门教导学生完美的传播冯庸思想的学校。冯庸不是神棍，但是他需要一支对自己忠诚道狂热的部队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冯庸对军中权利控制的极为严格，即便是最早分离出的西部军区张小山部，通过政治部，冯庸对于西北军区中营级军政长官都有了解。对于他们的部队冯庸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控制，但是如果冯庸不同意调动部队，就算是张小山想要调动营级以上部队都极为困难。这些都是各军区政治部的工作成果。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军事主官的权利是比政治主官小的，也无权干涉政治主官的活动。现在冯庸部还没有成立政党，没有自己信仰东西，他的统治只能通过思想控制来完成。
东北治安总队司令部。冯庸正仔细查看手中的情报，这是北京的暗刺分布传来的。现在的四九城热闹极了，各方势力都等着袁世凯下台好瓜分蛋糕。但是各方势力对于袁世凯提出的条件感到棘手，没有一个势力敢明着答复，这就让整个北京城的政坛处于一种极端诡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