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正是开始备耕的日子，王况的县伯爵位到手了，不过并不是开国县伯，而是辅国建安县伯，同样是正四品上，建安就是他名义上的封地，只是名义上的而已，真正属于他的封地，依旧是王村的土地，只不过是除了今后不用再交税了外，其他并没什么区别，那点税，对王况来说，还不放在眼中。

王况和其他县伯不一样，其他封了县伯的人，基本上都是靠食邑七百户的收入，而且大多是靠的农田收入，做生意的也不是没有，但哪个能如王况这般，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别人没有的，是独家生意，天下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其他人做的生意，大多都是存在激烈的竞争的，即便是靠了自家的声望，也是能勉强压人一头，是绝对做不到王况这样没有竞争，自己随意定价的，又加上皇帝的默许，不闻不问，所以王况想做什么生意，都是做了再说，并不用担心是不是会受到朝廷的斥责。

因此，当王况封了辅国建安县伯的消息传出，不少家族纷纷派了族中有分量的人物前来表示愿意依附，长安林府门前更是比以前还要热闹三分。但最终他们全都失望而归，王况知道李老二最是痛恨豪门大阀对朝廷的影响力，哪里肯去触碰李老二心中这根敏感的弦？

林家也早得了王况的信，林老太爷干脆装病不起，林翰则丢下长安的生意，跑到建安来避风头，要不是考虑到林老太爷年纪大了，估计林家这会人都要走空了，就只是为的躲避那些不死心的，天天守在坊街口的人。

建州已经宛然成了江南东道一颗璀灿夺目的新星，冉冉升起，许多州都派了官员前来学习建州的经验，道监察史也也是三番五次的借了巡视的名义来建安打秋风。

贞观年间的道，并没有设立道总管一职，天下十道，主官都是监察史，但是只有监察权而没有行政权，连带着下面设立的各衙门都是如此，各州的民事，是直接对朝廷负责的。道只有相对独立的军事权，也就是说，道内各州的镇军，都是在各道镇军府的直接领导之下。

但这个格局，如今也被建州打破了，现在名义上建州的镇将府还是属于江南东道镇军府管，但实际上，江南东道镇军府却是无法直接对李业嗣下令，而是必须要通过朝廷，通过兵部行文才能调得动建州和福州镇军，这也是李老二考虑到海外回归诸岛的特殊性而下的旨意。

与江南东道镇军府相反，王况却能调动建州和福州的镇军，这却不是李老二的意思了，而是有李业嗣在，王况想调动镇军做事，相对容易许多，王况的影响力在这两州的镇军将士心里，还是很高的。对于王况经常找他要军士干活，李业嗣答应的都是很痛快，只要王况不做谋逆之事，朝廷对王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朝廷卡住江南东道镇军府对建州福州两州镇军的行兵权，就是为的方便王况可以随时随地“借兵”，自然也不会有人去说三道四，皇帝明明知道都不吭声，底下人怎么会跳出来呢？

去年是新耕种法在大唐的水稻种植区推广的第一年，年底的消息传来，各地都取得了大丰，有的地方稍微差些，没有达到亩产翻番，却也有五成的增产量，而池州一地是比较耀眼的了，竟然达到了亩产六石，是除了建州和福州以外亩产最多的州了，初时朝廷自然是不信的，但派人去核实后，情况确实是如此，这也要赖池州人对王况的信任，王况教给池州人和江豚合作捕鱼的法子，让池州人对王况有莫名的好感，一听说这新耕种法子是从以前的宣德郎，现在的奉议郎那传授出来的，就选择了绝对的相信，凡事全按新耕种法来，也正因为如此，才能获得大丰收。

而其他州呢，除了和建州相邻的州外，大多对新耕种法的接受程度不是那么高，只是既然衙门这么说，就这么做，要不是衙门说了，按新耕种法耕种，若有比去年亩产低的差额可以抵消税赋的话，恐怕还会有人固守着老法子耕田，但即便如此，他们对新耕种法子也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农田积肥也没那么积极，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因此产量提高就没有池州那么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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