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请您继续说下去。”李达缓缓说道，脸色已经越发地凝重。

“雅各宾派的每一项政策都建立在道德的制高点，用雄辩的语言和暴力的威胁来获得支持，煽动民众的狂热。圣鞠斯特提出，在革命中需要独裁者来拯救国家，但同时需要监护者来拯救道德。针对已有的成年人，雅各宾派，尤其是罗伯斯庇尔推行了庞大的计划，他创造了共和历法，推行全国地名大修改，推行语言改良，甚至人的名字的大改进，文学和舆论彻底地平民化，粗俗化，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的重大节日，反复激发民众的理想精神，十天一大庆、五天一小庆。节庆的主题设计由罗伯斯庇尔亲自过问，节庆活动通常都设计成民众大游行，用这种人工营造的宏大场面来迷醉民众，让他们沉迷于革命的宏大和辉煌，从而让他们喜爱上革命本身，而不是革命真正的目的。”

“这不是麻醉，而是教育群众保持革命的热情。”瓦西里耶夫插嘴说，“革命最要紧的是坚持。因为革命是考验人性的，是要让人在革命中不断成长，克服掉内心中的缺陷，成为意志坚定，从自发到自觉的真正的革命者。”

郑宇的声音继续在房间中回荡。

“人的日常生活完全异化，法国人的一切生活都成为‘革命的’，人名从皮埃尔变成了马拉，或自由，或平等，在一切的家具用物上都写满了口号，‘为国家而死，无上光荣’，‘只有心灵的高尚，没有高贵的阶级’。每家的墙上，无论多么家徒四壁，一定挂有大幅的革命宣传画，神龛里有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所有人都头戴小红帽，身穿木鞋，忙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连扑克牌的头像都换成了革命人物。去参观断头台杀人，被称为‘红色弥撒’，妇女们边观赏杀人表演，一边漫不经心地织着毛衣，嘴里数着一二三四。”

“革命的威力，只有通过这样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更好地被群众所感受和认识。”瓦西里耶夫插话道，“这正是革命的伟大之处，可以让国民发自内心地热爱和崇拜。”

“发自内心？”郑宇冷笑一声，“这种做法无非是一种心理暗示，让民众逐渐相信革命就是生活，革命无处不在，革命就是一切，最终把全体民众变成了革命的奴隶。雅各宾派与他们的所有敌人都援引卢梭的权威作为理由，在权威的语言引用中，人们丧失了自己思维的主动性，而沦为了权威语言的奴隶，失去了思想和语言的自由。雨果长叹：‘从人嘴这个火山口发射出来的一切熔岩，最为凶猛地吞食掉人类的一切幸福。’在雅各宾派统治期间，民众一次又一次冲进国民会议大厦，大量焚毁书籍，一位前主教实在心疼这些文化精品毁于一炬，询问议会爱国者有什么权力烧毁这些从邻居家里抄检来的东西？而雅各宾党人平静地回答：‘烧就烧了，我们还有被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所写的书籍，比如卢梭。’”

“就这样，通过种种措施，原本自由的人，成为了暴政之下被饲养和调教的家畜。当时巴黎的报纸得意洋洋地说道：“人，仅仅是政府塑造的模样。在一个民主政体下，在一种如此纯洁的空气里，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政府下，母亲毫无生产痛苦就生下了她的孩子。’”郑宇继续说道，“在这种高度道德化，语言程式化的背景下，政治规则已经完全演变成了摩尼教一般的黑与白：光明与黑暗不能并存，正义与邪恶不能兼容。政治斗争在教赎热情中转化为残酷的宗教斗争，道德理想流露出嗜血的疯狂。马拉就是其中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安排人每天上台高喊：‘必须消灭阴谋家！’，他认为，‘真理、正义、贫穷、道德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有了这些武器，雅各宾派不久就可以这样说：我们一到，他们就不存在了。’他就是利用这种语言的暴力，不断地煽动民众的狂热，并且实际毁灭了法国的人权宣言，把国家拖入彻底的暴政。不堪忍受的共和派少女夏洛特·科黛刺杀了马拉，并且在法庭慷慨陈词，‘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而马拉的支持者则把她污蔑为保皇派，把马拉的心脏挂在雅各宾俱乐部，成为圣物‘美德的象征’，雅各宾派利用马拉遇刺激发的报复心理，进一步加强了暴政统治，罗伯斯庇尔走上了最高的独裁位置。他的道德逻辑很简单，把社会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人民与反人民的两极，然后再把人民一分为二，即所谓邪恶的公民和有正义信仰的公民，然后对于所谓有正义信仰的人，他又根据不同的政见继续划分，每一次划分，就打倒甚至消灭其中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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