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心中激动万分，掰着指头说道：“我起草这份规划缘起于道光二十二年我大清败于英夷之事。华夏败于蛮夷，此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后来割地赔款，更是举国皆惊，如丧考妣。我煌煌天朝何至于惨败于一地不过千里，民不过百万的蕞尔小国？确实是发人深省。林则徐大人在广州持‘禁烟’期间就组织人力把海外诸国分析我大清的文章翻译成了《华事夷言》，供各级官吏作为参考。此外，为了解海外诸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林则徐大人还组织人力编译了《四洲志》、《国际法》等书籍。林则徐大人的好友魏源先生又将《四洲志》改写为了《海国图志》，此书流传到了日本和南洋诸国，我曾经读到过，真的是博大精深。魏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一个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魏先生考察西洋诸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之后指出，我大清在道光二十二年惨败的原因根本上不在于我军战术的失误，而在于我军火器不足、装备落后，我国实业不振，制度有弊。魏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我国要推行‘新政’，要择英吉利国之善者而从之。中堂大人，我游学英吉利国十年，可以说，对其国其民是了如指掌。英军能战胜我军绝非偶然，英吉利国制度完备、实业发达、国力雄厚、军备先进，反观我大清，自高宗皇帝晚年倦政以来，国势日衰、民生日困，百弊丛生。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人君贤与不贤，人臣能与不能，而在于观念、制度有问题。”
张继说完这句话，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旁边的曾国藩，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对于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成年后又成为一代理学大师的曾国藩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
只见曾国藩黑红的国字脸膛变得血红，眼神迷离，失去了焦点，就像喝醉了一般，背着手在原地飞快地转起圈来。
半晌，曾国藩才停了下来，他走到张继面前，紧紧握住张继的手，颤声道：“松涛，你这番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自束发受教以来，一向以圣人之法为法，圣人之道为道，自信‘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但是，自我领兵征缴发匪以来，却越来越觉得我大清已经是危机四伏。外有英吉利、法兰西和俄国虎视眈眈，内有贪官污吏横行无忌。更可怕的是，我大清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若是再不遏制这一势头，十年之内，我大清将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啊。我大清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地，不实行‘新政’是断然不行了。”
张继也激动地紧紧握住曾国藩的手，说道：“中堂大人眼光之长远真令张某佩服，您刚才所说的正是我起草这份规划的准则啊。这份规划内容繁杂，但是归结起来，无非十六个字：‘仿行宪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整军经武’，正好对应政治、经济、文教和军事四个方面，其下又有更加细分的条目。政治方面，‘仿行宪政’指的是我们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政治体制，首先，在全国各阶层、各地、各行业选出代表若干人，成立制宪会议，制定宪法并颁布实施。从此，宪法为国家至高准则，即便皇上亦无法随意更改和废除它。其次，宪法中要明确规定国家的政治体制，首先成立中央的谘议会和各省的谘议局，作为皇上和各省督抚的咨询、顾问机构，过渡几年，等条件成熟时再成立国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构。到那时，可以撤销军机处和上书房，统一并入内阁，内阁则对国会和皇上负责。再次，皇上的权力和责任，臣民的义务和权利都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最后，中央和地方要实现共享权力，应当中央统一管理的事务就由中央集权，应当地方自行管辖自治的事务就由地方自治。经济方面，早在世宗爷在位期间，就已经实现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和‘官绅一体当差’，这就为土地和人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借鉴英吉利国的经济制度，实现‘殖产兴业’。具体说，首先，农业方面，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土地交易，形成一批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再通过各种政策使他们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这比小农‘各自为战’的生产要强得多啊，国家也应该兴修水利，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而这些大地主的庄园则要按照收获情况统一征税。其次，国家要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兴办一些煤炭、钢铁、机械、造船、军工等新式企业，再由这些企业带动相关连的企业。这样，失地的百姓就可以进城做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最后，国家还要兴办铁路、邮政、电报、银行、保险和证券等行业，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文教方面，‘文明开化’就是要既要学习我们的圣贤之道，又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切实地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军事方面，‘整军经武’有三条：首先是通过兴办军工企业自造和向海外诸国进口，为我军换装现代武器。其次是废除八旗和绿营编制，编练新军。最后是成立军校，培育新式将领。以上这四点，‘整军经武’是最直接的，‘殖产兴业’是最迫切的，‘文明开化’是最能见效的，而‘仿行宪政’则是最要慎重的。”
曾国藩沉吟片刻，缓缓道：“松涛，实不相瞒，‘整军经武’也是朝廷目前急于实现的，因此推行起来阻力不会太大。‘殖产兴业’朝廷也是重视的，毕竟连年用兵，国库空虚，财政也确实需要有人协调。但是‘文明开化’实行起来就困难很多，科举制度实行了上千年，八股取士也有近五百年了。孔孟之道深入人心，西洋学术则被视为奇技淫巧。真要实行‘文明开化’，不单单翰林院、都察院和国子监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会反对，就是恭亲王也未必能支持。至于‘仿行宪政’几乎是痴人说梦，朝廷即便支持我们‘整军经武’、‘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的也不过是万世帝业，倘若真的‘仿行宪政’，这一切不就没有意义了么？现在实行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
张继笑道：“中堂大人所言极是，这份发展规划本来就是以百年为期的。我向来反对急剧变革，主张渐进改良，我们推行‘新政’，就是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我在英吉利国时，他们的一位议员对我说过：‘欲求文明之幸福，必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的过程，就是‘变法’。自古‘变法’没有不经历痛苦的，但咱们还是要尽量延长周期，减轻痛苦的程度。中堂大人，咱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使您成功从京城脱身，返回两江，我这里还有些细节需要与您商榷。”
当夜，曾国藩书房的灯一直到三更方才熄灭。第二天，曾国藩起了个大早，匆匆用了两口点心，洗漱之后，就乘轿往西华门方向赶去。
自从曾国藩回京述职，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已经数次在乾清宫接见过他，谈的基本都是在两江地区消灭太平天国余孽、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朝廷统治的事情。这种军国大事一般都有军机大臣们参与，随同曾国藩回京述职的几位湘军将领和两江大员们也都会随同参赞。唯独这一次，由于同治皇帝尚在病中，竟是由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单独接见的，而且陪同接见的只有恭亲王奕一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上书房就发出明诏，晋封曾国藩为武英殿大学士，赐爵一等勇毅侯，加太子少保衔，仍署两江总督。